中共领导如何忽视自己的改革经验

作者：秦宽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政治学者洪源远(Yuen Yuen Ang)看来，2019，中国正进入极为艰难的一年：中美关系正升级为全面对抗、经济持续下行、“一带一路”在海外屡屡受挫……种种一切将中国推向了充满不确定性和变易性的困境。
　　中共高层并非没有觉察到这种危机。周二人大代表大会开幕，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国际经济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同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较多”。而今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会开班仪式上，习近平向在座官员发出了警惕“黑天鹅”、“灰犀牛”的信号。眼下的中国正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
　　日前，笔者访问了中国模式的研究专家洪源远，请她研判当下中国经济走势并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经验。洪源远现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她所著的《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一书的英文版曾在2017年获得多个图书奖。
　　洪源远来自新加坡。在她成长的年代，新加坡正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崛起，经历着一场迅疾的现代化转型。彼时，中国的大门才刚刚打开，以一穷二白的姿态拥抱世界，“中国模式”还无人问津。四十年后，凭借改革开放和对复杂形势的应变，中国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实现了经济腾飞。在洪源远看来，中国已然跳脱了贫困陷阱(Poverty Trap)。
　　然而，时代又变了。2013年后，随着习近平的上台，在高压反腐和严苛问责的双重重压下，地方官员的创变空间正在收缩，一些改革年代的价值亦逐渐被边缘化。此外，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中国模式”亦屡遭质疑和受挫。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令中国本就疲软的经济更加堪忧。
　　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洪便涉足“中国模式”的研究。2006年至2015年，已身为教授的她在中国大陆的12个省份详细访问了400多位地方官员和企业家。洪源远发现，中国的发展并不同于西方世界普遍相信的“先善治，后发展”模式。凭借已有的“弱制度”，地方政府可以迅速建立“新市场”，而人们也由此得以因时因地制宜解决问题，再促进市场的成长。她将这片土地上的双向互动概括为“引导创变”(directed improvisation)和“共同演进”(coevolutionary)模式，成为她所著《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一书的核心理念，并努力寻求一个更普世的“中国方案”。
　　洪源远认为，面对这些危机，习近平显然深有所感。那么，什么样的变革才能助力中国走出困境？当前的问题有多严重？
　　采访用英文进行，内容经过编辑、删减。

　　问：从习近平近期的讲话来看，他似乎认识到中国眼下的改革伴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在你看来，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危急关头吗？
　　答：习（在一月专题会讲话中）用了“黑天鹅”、“灰犀牛”这些词汇，是相当有意思的。因为这不是中国一贯的语境。
　　现在的危机好比层层叠(Jenga)，动一部分，便会触动另一部分，一不小心可能全盘崩溃。比如政府收紧信贷、降低风险，就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一旦市场经济发达，投资者不会按照政府的计划来做决定，而是按照每个人对形势的判断，这往往会产生无法预期的结果。再强大的政府也无法命令市场、控制信息。
　　值得强调的是，早在西方提出“黑天鹅”、“灰犀牛”的概念前，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就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环境、如何在一党体制内变通和实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邓小平发明了一套“引导创变”的治理系统，结合了中央政府的“引导”和基层人员的灵活“创变”。邓明白，要应付变化，中央该做的是引导，明确总体方向，给予地方空间和激励发挥创造力，像一位音乐指挥家。
　　但是，中国原有的智慧被忽视了，甚至领导层面都认为，中国的成功是靠自上而下的控制。中国领导人呼吁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提供了面对当前危机的智慧锦囊，不需要进口西方滞后的概念。
　　问：但是似乎在2013年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随着运动式反腐、官员问责日趋严厉，地方政府曾经“创变”空间消失了，在你的调研中，情况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多严重？
　　答：整体来讲，地方政府“创变”空间确实收缩了，但是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很大。在发达沿海地区，地方官员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能做的事情、实验、创新的空间还是不小的。
　　比如，在苏州一带，地方政府构思并建立特色小区，引进了各种人才、包括国际设计师、学校、艺术家、企业家，结合了服务和传统的制造业，打造品牌。但是在中西部地区，人才和经验都缺乏，没有特别的优势，政府只好便宜卖土地，对污染、消耗自然资源闭一只眼。再加上现在政治环境缩紧、经济萧条，他们能发挥的空间就更小了。
　　政府经济创变的空间缩小，这本身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过去官员的考核只注重经济，一把手类似企业的总裁，因此政府会不顾代价，甚至不择手段地搞经济。而现在官员们的考核指标，在乡镇一级已经超过100多个了，他们不能一味地搞经济，必须从企业家转型成为服务和监督者。
　　在这个时候，经济的创新和创造主力就必须来自公民社会和私营企业。这需要更开放的社会、更自由的信息、更少的政府干预。但在2013以后，政治自由的空间开始收缩——这阻碍了中国想要提升为“创意社会”的愿景。
　　问：在你接触的案例中，有没有什么因地制宜的案例？
　　答：我觉得最好例子就是招商引资，因为这对任何地方政府来讲，都是头号任务。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很积极地招商引资，但中央政府、省级政府都没有发号施令，告诉他们具体要怎么招商引资，而是交给地方“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和社会需要”（政策文件里的常用语）来自己想办法。因此虽然全中国都在招商引资，具体的方法差异非常大。
　　其中一个我调研的地方，是福建山区里的一个市，他们用的是“一窝蜂”的方式，也就是召集全市的公职人员利用私人关系去招商引资。为什么采取这个方法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最有社会资源和人脉的是公务员，而且他们引进的项目，他们会亲自照看，这让投资者在法律制度欠缺的环境下仍有信心来投资。这种方式使用长达约十多年的时间，随着经济发展转为成熟，才逐渐被淘汰掉。
　　相反地，我去浙江的一个县，同样是沿海地区，但是它们招商的方法差很多。浙江一带的特征是有长期经商的经验，历史悠久，乡情浓厚。县里的一位企业家这么形容：“我们的血液流淌着企业家精神。”这一带的发展需要的是政府不干预私营企业，让他们有空间自主发展。因此，这个县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不需要用“一窝蜂”的方法，也不需要靠公务员，而是靠“以商引商”，请本土的企业做政府的代言人，吸引其他的企业落户。当地的一位官员这么解释：“政府讲一万句话，还不如企业讲一句话的分量重。”
　　到了湖北，中西部地区，我发现，他们在90年代试图效仿一窝蜂的方式，但是彻底失败。因为当时，湖北一带不可能跟沿海地区竞争，无论他们用什么关系，给多大的优惠，都不会给投资者足够的理由，大老远跑到中西部去。但出乎意料的是，到了2000年左右，他们又重新启动了这种一窝蜂的方法，这一次就有效了。因为在沿海地区被淘汰的企业需要找一个新的地方投资，很自然地就会跑到中西部地区。所以中西部地区现在的招商引资的方式，大概就是沿海地区10至20年前的方法，它是滞后的。他们叫做“亲情招商”，非常重视利用亲情，重点的对象是从沿海返乡的投资者，而不是外企。
　　由此可见，就招商引资这个非常基本的政府工作，在中国的各个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你都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异性，而且是因地制宜的。如果是“一刀切”的话，可以想像，在很多地方是行不通的。中国国外的投资和外援政策，包括“一带一路”，应该参考国内基层的丰富经验。
　　问：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习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提出不能改的的坚决不改。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上任五年之后，对改革收紧的信号，你怎么看？
　　答：我个人倒不觉得这一定是收紧的信号。因为那句话“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解读，也可以套用在任何人及任何情况。有什么东西是你不想改的，看了那句话，你就觉得很满意。
　　我整体的感觉是，习在讲话中每一件事情都点到，比如我们继续拥护私营企业，他说好；继续推动国营企业，他也说好；保护环境也说好；不要骄傲，也说好……样样都好。但是全部加起来，感觉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到底这个国家要往什么方向走？
　　问：那么眼下他推动改革，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是什么？
　　答：如果要推动改革，就需要削弱一些利益团体，官方媒体形容为“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正在成为阻碍改革开放步伐的绊脚石”。跟过去的领导比较的话，现在的精英层掌握了比以前多得多的资源，因为市场庞大，所以习现在所要应对的利益团体要比从前更强劲、面也更广。过去五年的反腐运动或许削弱了一些利益，也让官员们警惕起来。但我猜想，这份工作还没有完成，否则我们应该看到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人至今认为，未来的方向是不清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确定性很高。我认为，这是习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因为他面临很多方的压力，所以在讲话的时候，必须每一个议程都点到。
　　第二个挑战是，他在削弱这些利益团体的同时，要应付权力集中的代价，这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很多人认为，习近平集中权力，对他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其实，一旦权力集中，一些具体的代价就会显现，比如说越来越少人敢公开批评了，没有人批评，就听不到真相。而且权力集中以后，只要有一点点的错误，或者给出了很微小的信号，很快地就会被夸大，甚至是扭曲。
　　集中权力的代价，还表现在他必须对所有的一切负绝对责任。这全部加起来都是巨大的压力，这是习近平特别难的地方，几乎是一个进退两难的状态。如果他要和这些利益团体抗衡的话，需要集中权力，而要集中权力，就要长期地面对集中权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代价。也许很多人会认为集中权力、高高在上令人羡慕，像皇帝一样。但真的当了皇帝之后，才发现原来皇帝是不好当的。高处不胜寒！
　　问：目前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恐怕是中国经济的下行，2019年，你认为中国要如何防范它带来的风险？
　　答：毫无疑问，2019年是中国经济特别艰难的一年。我觉得，不仅是艰难，甚至有危险的成分。所以习近平才会发出这样的信号，嘱咐大家要小心“黑天鹅”。
　　为什么会危险呢？中国现在的经济体，不仅庞大，而且相互连接；不仅是国内，也延伸到了国际。中国经济一旦下滑，便直接影响国际市场，而国际的反应又会折射到中国经济，会形成一种没有人想要却也没有人能控制的循环性反应。从这个角度，便可以理解，中美贸易战最主要的影响不在于关税本身，而是在于打击信心，加剧了现局的不确定性。
　　虽然大家现在非常悲观，但有三点值得我们小心乐观。第一，中国至今并没有利用短期的债务刺激，这和2008年的不一样，当时中央政府一下子发行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虽然避免了经济收缩，但是也造成资金分配不均、过度投资，它们的后遗症到现在还没有消化掉。这一次，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用这种“输血”的方法来刺激经济，更多的是强调改善营商环境、减税等等。
　　第二，中国这一次经济下滑，一部分是因为这几年中央政府一直在降风险，包括房地产、国有企业的负债，所以如果能够熬过现在这一关的话，很可能将来就会感受到之前改革的好处。英文有句话，用来形容当前的情况相当贴切：熬过此劫，必更强壮(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第三，现在中国经济放缓是所有人，中国、西方、媒体，都知道的。当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的时候，那就不是“黑天鹅”，不会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是爆发性、没有人预料的。最起码，这一次大家知道危险的存在。简单地说，这次的危机是信心战，考验中国的领导能不能正面引导——而不是控制——信息。

　　秦宽，前《新京报》深度部记者，长期关注中国公民社会。

来源时间：2019/3/6   发布时间：20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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